"变则通,不变则壅;变则兴,不变则衰;变则生,不变则亡."此句出自何处?儒家有没有关于“兴替”,“改革”的经典话语?

满桂云回答：

　　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,因时代累积久远,自然会形成它的庞杂而高深,这也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,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,它所成长的年代久远,自然是枝条妙密,干叶缤纷,又加上那些攀附丛生在树干外表的藤萝茂草,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,岂能随便即加定论.明白这个比喻,便可知道随便要讲中国文化,实在不可能以一概万,更不可以偏概全.勉强的说,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,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、阴阳家和道家之学,并非纯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.既如历代用于政治学术思想的,实质上,也是掺杂法家、道家、兵、农、儒、墨等诸家之学,也并非完全是儒家学说.

　　讲到文化,应该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,只要精细一读我们先民的历史

　　,先不说三皇五帝等的堂皇尊号,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开始,那个时代首先所建立的文明,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、星象、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、畜牧、兵器等的开发；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：这些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,就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,把它归纳到道家、阴阳家、杂家的范围里,因此形成秦、汉以后的中国文化,好像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,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,那完全是误解的结果.

　　如果说自周公制定礼乐,再经六百年后由孔子删诗书、订礼乐,形成孔

　　、孟的儒学,因此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,那也未必尽然.须知周公、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,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,传之后世,希望以此文教,普及人人,上至帝王、下及百姓,如何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,万一出而为政,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,必须知道博古通今,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.换言之,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,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「陶铸尧舜」,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,使他为人群服务不负平生所学,但很遗憾的是,从秦汉以后,所谓的儒生们,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,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,臣伏称尊,自己既非皋陶、契、稷的君相雄才,反是号称有「致君尧舜」之道,岂非春秋大梦.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,乃至如「五经」、「四书」等儒学内涵,便变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.虽然如此,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,历代的儒生们,总算还很保留周、孔之教的精神,而使儒家之学成为周延贯串中国文化诸子百家中的经络作用,永远不能脱离它的范畴,等于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,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,就会断绝生命活力而无生机了.

　　师儒之道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衍变

　　从周武王姬发奋起革命,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,建立诸侯分封,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,大致相似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.但周朝封建制度,并非犹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.周代的政治,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,由周公姬旦制订礼、乐、刑、政制度,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,所谓：「师以德行教民」,是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；「儒以六艺教民」,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.但时势的趋使,无论任何一种体制,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,既如周初封建体制和师儒之道的精神,经过几百年以后,也便衰落而变质.

　　到了春秋时期开始,所谓师儒之道的礼、乐遗风,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,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,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,「删诗书、订礼乐」,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（礼、乐、射、御

　　、书、数）相结合,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,做为后世的准则.孔门弟子,如颜渊、曾参是传承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,至于子游、子夏等人,稍有不同,是以文艺兼道为主,因此,春秋末期,在鲁定公、哀公时期的鲁国,还能保留周鲁儒术最为纯朴风气,这也就是后世和现在所说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.

　　秦汉阶段

　　战国开始,除孟子以外,如由儒家衍出的荀子（荀卿）儒术,便大有不同于曾子、子思传承的道贯,而且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（诗、书、易、礼、乐、春秋）的传说,也便各自主守师承,显现分歧了.秦始皇统一天下,由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,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,便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,因此在秦、汉交替的七十年间,所谓儒家经世之学,几乎命如悬丝,不绝如缕.

　　刘汉兴起的初期,旧史所称誉的文（文帝）景（景帝）之治,它的文化政治精神,大体上是以黄（黄帝）老（老子）的道家思想和刑名（法治）相掺杂为主体.再传到汉武帝时代,才有所谓「尽黜百家、一尊于儒」的时势出现.如果我们站在现代思惟法则来追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,对于「罢黜百家」之学的得失成败,实在难下定论.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,汉朝政权政府中的人才、如公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吏等各阶层,大致来讲,确实是彬彬多文学之士,蔚成一代风规.

　　东汉以后,号称儒生数万人,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,反而愈来愈疏懒,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,不但不能以周、孔之学致君于尧舜,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.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,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,一般自命为君子的儒生,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,反而形成如小人们比而不周的党派,因此与太监们竞斗权力,在历史上便首先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,终使刘汉政权,陷于衰落败亡了事.但我们在前后《汉书》中,注意儒林的传记,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,虽然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,并未能达到最高领域,而在那个时期中被认为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,祖述周、孔法言,对于辅助当时现世的政治和教化,还是相当有力,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：「朝秉纲常,士敦名节,拯衰销逆,多历年所,则周鲁儒生之效也」.这些虽是秉笔写历史的儒家们所说的主观之言,在儒言儒,大致也是事实,不能完全厚非.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

　　到了魏晋时期,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,学术思想一变,偏向老子

　　、庄子、周易,三玄之学崛然盛行,儒家经学,几乎有衰歇停顿的趋势,尤其自东晋以后,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,师儒之道的传承,也就渐渐发生异同的见解,北魏和南朝的萧、梁时期,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,文辞更臻缜密.南方的学者,喜新而厌旧,但北方的学者,守旧而疑新,甚之,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而多伪.在此时期,印度进入中国大小乘佛学布译新知,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,成为魏、晋、南北朝文化吸收融会新知的特色,姑不具论.

　　隋、唐之际,承接魏、晋、南北朝两百余年儒、佛、道三家之学的互相掺杂之后,思想开放,从儒学的六艺变成以文艺为胜场,文章诗赋,别开生面,唯有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汇成巨著之外,师儒之道的精义,专家传经的风气

　　,几打绝响,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,雄浑潇洒,风流倜傥的别致,其实,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.中唐以后,名臣学士,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,师儒之道的经义,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,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党派之争,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,祸延朝野.由之而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的高明之士,厌倦时势,大多不逃于禅,即归于道.

　　宋明理学的兴起

　　宋初名臣,即以师儒之道自任,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,因此而使宋朝尊重师儒之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