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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玄武门之变

  “玄武门之变”讲述了古代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,故事说不上哪一方面具有或不具有正义性。因为如果李建成即位,也未必就是昏君。对于李世民后来的成就,让人称叹,但对于李世民为争夺皇位而手足残杀,也为后人所不齿。但如今已经成为现实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历史上著名的“玄武门之变”吧!

李世民玄武门之变

  唐高祖即位以后,封李建成为太子,李世民为秦王,李元吉为齐王。三个人当中,数李世民功劳最大。太原起兵,原是他的主意;在以后几次战斗中,他立的战功也最多。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,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,才取得太子的地位。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,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。在秦王府中,文的有房玄龄、杜如晦等,号称十八学士;武的有尉迟敬德、秦叔宝、程咬金等著名勇将。太子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,心里妒忌,就和弟弟齐王元吉联合,一起排挤李世民。

  建成、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,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,讨她们的欢喜。李世民就没有这样做。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,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,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,都被李世民拒绝了。于是,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,讲秦王的短处。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,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。

  李世民多次立功,建成和元吉更加忌恨,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。有一次,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。世民喝了几盅,忽然感到肚子痛。别人把他扶回家里,他一阵疼痛,竟呕出血来。李世民心里明白,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,赶快请医服药,总算慢慢好了。

  建成、元吉想害李世民,但是又怕世民手下勇将多,真的动起手来,占不到便宜,就想先把这些勇将收买过来。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,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,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。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:“我是秦王的部下。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,对秦王三心二意,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。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。”说着,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。建成受到尉迟敬德的拒绝,气得要命。当天夜里,元吉派了个刺客到尉迟敬德家去行刺。尉迟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。一到晚上,故意把大门打开。刺客溜进院子,隔着窗户偷看,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,身边放着长矛。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,怕他早有防备,没敢动手,偷偷地溜回去了。

  建成、元吉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。那时候,突厥进犯中原,建成向唐高祖建议,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。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,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、秦叔宝、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元吉指挥。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,就可以放手杀害世民。

 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。世民感到形势紧急,连忙找他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。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。李世民说:“兄弟互相残杀,总不是件体面的事。还是等他们动了手,我们再来对付他们。”尉迟敬德、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,说如果世民再不动手,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。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,就下了决心。

  当天夜里,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,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。唐高祖答应等明天一早,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,由他亲自查问。第二天早上,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,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,只等建成、元吉进宫。

  没多久,建成、元吉骑着马朝玄武门来了,他们到了玄武门边,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,心里犯了疑。两人拨转马头,准备回去。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着马赶了出来,高喊说:“殿下,别走!”元吉转过身来,拿起身边的弓箭,就想射杀世民,但是心里一慌张,连弓弦都拉不开来。李世民眼明手快,射出一支箭,把建成先射死了;紧接着,尉迟敬德带了七十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,尉迟敬德一箭,把元吉也射下马来。

 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,全部出动,猛攻秦王府的兵士。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,一面派尉迟敬德进宫。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,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来,说:“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,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。秦王怕惊动陛下,特地派我来保驾。”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,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宰相萧瑀等说:“建成、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,两人妒忌秦王,施用奸计。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,这是好事。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,就没事了。”

  到了这步田地,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,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,宣布建成、元吉罪状,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。过了两个月,唐高祖让位给秦王,自己做太上皇。李世民即位,就是唐太宗。

 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

  关于“玄武门之变”,有人说是秦王李世民被逼无奈,不得不奋起反抗,可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?历史上,古人关于“玄武门之变”的议论不乏其人。司马光认为建成能有“泰伯之贤”,世民能有“子臧之节”,互相礼让,“则乱何自而生矣”,对于李世民最后诉诸武力,则遗憾地表示“贻讥千古,惜哉!”(《通鉴》)。宋人范祖禹认为建成为李渊所立之太子,是“父之统也”,李世民杀他是“无君父也”(《唐鉴》)。类似的议论不一而足,都是对李世民在封建道德上的缺欠不无微词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认为高祖李渊“处此难矣,非直难也,诚无以处之,智者不能为之辩,勇者不能为之决也。”(《读通鉴论》)这些评论,都是站在封建道德的主观思想上评论的,无疑具有历史痕迹。而按照现代观点,如何评价?下面谈谈个人看法。

  一、风云变幻论太子

  在一些史籍中,对太子建成的记载,多是荒淫无耻,碌碌无为之人,且是对李世民多次无理攻击,李世民是因为处处受迫害,迫不得已才后发制人,发动政变的。

  李渊诸子中,李建成是长子,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,当然应该以他为嗣君。高祖即位之初,也的确是立李建成为太子,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。李建成既然立为太子,如果不发生意外,可以顺利继承皇位的,没有李世民的咄咄逼人,李建成不会发动政变的。问题是,在太原起兵以后,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,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了李建成,且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,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,他不甘心,也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秦王,必然企图登上权利的顶峰。因此,玄武门之变应该是李世民采取主动,要负主要责任的。

  历史是按照胜利者的利益编纂的,玄武门之变的最后胜利者是李世民,所以房玄龄等人“删略国史”,编纂《高祖实录》,《太宗实录》时“语多微文”(《贞观政要》),而后世的不少史书均取材于这两部《实录》与国史,因此,史书的记载有很多不实之处,漏洞百出。

  以司马光如此严谨的的史官,虽然发现《实录》有歪曲史实的地方,亦有很多上当的地方。据《通鉴》记载:上(李渊)之起兵晋阳也,皆秦王世民之谋。上谓世民曰:‘若事成,则天下皆汝做致,当以汝为太子。’世民拜且辞。及为唐王,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。上将立之,世民固辞而止。太子建成,性宽简,喜酒色,齐王元吉多过失,皆无宠于上。。。。。。

  上面这段引文非常不合情理,伪造之处不少。

  首先,“晋阳起兵,皆秦王之谋”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。实际上李渊留守太原,具有起兵的良好军事基础,早有起兵的想法,原不待世民的一再苦劝。晋阳刘文静早就发现李渊“有四方之志”(《旧唐书》,《刘文静传》),崔善为是楼烦司户书佐,“以隋政倾颓,乃密劝进”,李渊“深纳之”(《旧唐书》,《崔善为传》)。由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诛杀兄弟,逼父退位,不合法地登上帝位,为了替他的夺权进行辩护,史臣所修的《国史》和武德,贞观二朝的《实录》,就尽量贬低李渊在起兵中的贡献,把起兵的首功过多的归于李世民。两《唐书》和《通鉴》因袭了这种歪曲,故多失实之处。

  其次,既然起兵之事不是李世民首谋,李渊在起兵之初,成败毫无把握的时候就预许立李世民为太子也是完全不近情理的。尤其是李世民平定全国的功业在当时还毫无踪影,李渊怎么可能抛弃立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,先许了李世民呢?由太原南下,西渡黄河,攻打长安的一系列战争中,李建成与李世民常常是并肩战斗,一起向李渊献策,即使李世民的功业稍稍超过李建成,亦相差无几,李渊完全没有必要违反立嫡长子的传统,立次子为太子,自乱其步。况且,当时唐朝新建,李渊父子面临着全国林立的武装势力,在严重的战争面前成败未卜,根本没有可能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仔细斟酌。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进封唐王,立即以陇西公李建成为唐国世子,李世民为京兆尹,改封秦国公;次年,李渊即位,立即于六月“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”(《旧唐书》)。由此可见,最初李渊是按照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,立李建成为太子的。

  至于“及为唐王,将佐亦请以世民为太子。上将立之。”亦不可信。请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将佐是谁?史无记载。如果真有这样的将佐,一定会在日后受到李世民的殊赏,其事绩必然在两《唐书》中大书特书,然而遍查个传,却无一人涉及此事。可见将佐请立李世民的事亦属子虚乌有。

  而对李建成,李元吉的记录也有失实的地方。李建成的才干可能不如李世民,但他曾与李世民一起向李渊提出过一些正确的建议,共同建立过不少战功,而且幕下网罗了魏征等一批日后的名臣,绝不是单纯的酒色之徒。李元吉其人的确有不少严重的缺点,但亦“力敌十夫”(《隋唐嘉话》),在军事上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。

  史籍上一再夸大李建成与李元吉的缺点,杜撰李渊企图立李世民为太子,而李世民一再表示辞谢的目的,就是意在掩盖李世民发动政变,夺取皇位继承权的不合法性,不道德性。

  关于这次政治斗争李世民处于主动,负主要责任的情况,还可以找到其他很多证据。武德四年,李世民攻下洛阳后,杜淹本来是要“委质于隐太子”的,而当时封德彝典选,知道杜淹是个人才,“以告房玄龄,恐隐太子得之,长其奸计”,“于是邃启”李世民,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,文学馆学士。(《旧唐书》)可见那时李世民就已经与李建成展开了争夺人才的斗争。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网罗了这么多学士,而且与他们“讨论坟籍,商略前载”,俨然是一派君臣气氛,如果不是为了夺取帝位,有必要这么干吗?

  可见,李世民主动发难是蓄谋已久的,并不象史料中记载的那样,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。

  二、喋血玄武门

  作为太子的李建成不可能感觉不到咄咄逼人的李世民的威胁,面对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皇位可能失去的危险,李建成当然不甘心,于是一场你死我活,手足相残的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爆发了。

 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,以李世民为一方,以李建成,李元吉为一方,形成对垒形势。为什么李元吉不站在李世民一边,而是与李建成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秦王李世民呢?

  李元吉排行第四,毫无继位的可能,论其武功,不但不能与秦王李世民相比,与连简称相比亦逊之甚远,加上齐府力量与东宫,秦府任何一方相比,都处于绝对劣势,所以李元吉无法自己夺取皇位,只有选择一方加盟。李元吉自己没有多少政治资本,又看到东宫,秦府之间的斗争势在必行,遂欲借机投靠一方已事攀援,从而争取将来为自己谋取一个更好的政治地位。

  在李建成早已立为太子,李渊虽处两难之间,但很少明确表示过废立的意图,而嫡长子继位又属名正言顺。李世民手下虽然有很多骁将精卒,但东宫与齐府联合起来与秦府较量,再加上李渊倾向于太子,他们在力量上处于绝对的优势,所以李元吉把赌注下在李建成以便感觉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。李世民执法甚严,平洛阳后严拒嫔妃的私求宝货就是明证。而李元吉本人贪好酒色,在刘武周攻打太原时又有过弃城私逃的不光彩记录,他必然感到李世民如果继位,自己很难畅所欲为,而在李建成手下当齐王要悠闲自在的多,因此,李元吉投靠李建成,不是最后自己要当皇帝,而是想选择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兄长当皇帝。

  据史料记载,站在李建成,李元吉一边的,还有其他小王的母亲,即李渊“所宠张婕妤,尹德妃”等,而且说她们皆与李建成“淫乱”,后来接近摊牌时,李世民曾“密奏建成,元吉等与后宫淫乱”。(《旧唐书》,《隐太子建成传》)

  司马光对此则表示“宫禁深秘,莫能明也(”《通鉴》)这样的态度是慎重而正确的,封建史臣做这样的歪曲,意图是把李建成描绘成在朝廷中找不到政治力量的孤家寡人,只能用不正当手段在后宫中施展伎俩。

  政变前几天,李元吉曾密奏请李渊杀李世民,李渊说“是有定四海之功,罪迹未见,一旦欲杀,何以为辞?”李渊最初则动过废李世民王位的念头,在陈叔达的谏阻下,才打消了这个打算,而对李元吉杀李世民的建议未置可否,(《通鉴》)

  李建成,李元吉能够在李渊面前公然谈论可能发生政变问题,甚至建议杀掉李世民,说明李渊是倾向于太子一方的。

  李渊在东宫,秦府的较量中一贯倾向于李建成,太子与齐王是有所察觉的,自李元吉建议杀李世民而李渊不置可否以后,二人更加摸清了李渊心中的底数,既然兄弟仇杀不可避免,那李建成就开始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。

  武德七年(公元624年)夏季,李建成首先擅自招募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,分屯东宫的左右长林门,号称长林兵。(《旧唐书》)又使左虞侯率(《通鉴》记录为“右虞侯率”)可达志赴幽州招募突厥兵三百骑,纳于宫中。(《新唐书》)

  为了进行最后的较量,李建成感觉必须首先削弱秦府的实力。李元吉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打算收买李世民的心腹尉迟敬德,又是向他致书,又是赠以金银器物,不料对方不为所动,反而向李世民做了汇报。(《旧唐书》)李元吉收买尉迟敬德失败,遂向李渊进谗言,李渊下诏审讯,几乎把尉迟敬德杀了,幸亏李世民“固谏得释”(《旧唐书》,《尉迟敬德传》)

  秦府第二个被打击对象是程知节。李建成在李渊面前对其加以构陷,李渊遂除其康州刺史,达到了削弱秦府军力的目的。

  李建成,李元吉还同时力图打击秦府的谋士,如房玄龄和杜如晦。从大的方面讲,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是李世民,因为如果他不谋取皇位,天下本无事,但从玄武门之变前夕的较量看,李建成,李元吉有李渊做靠山,在战役方面采取主动,首先动手打击秦府势力。鉴于时机紧迫,形势逼人,所以高士廉,侯君集,尉迟敬德等人迫不及待,劝李世民动手诛杀李世民与李元吉。

  六月四日,李世民事先部署,令尉迟敬德,长孙无忌,侯君集,张公谨等人率兵预伏于玄武门内,乘李建成,李元吉朝参的机会杀害二人。这天早上兄弟俩行至临湖殿,感觉情况异常,立即打算回去。李世民从后面呼唤二人,李元吉回头张弓即射,但三次都没有把弓拉满,所发的箭达不到射程,这时李世民已经射杀李建成,尉迟敬德等射杀李元吉。东宫将领率东宫,齐府精兵趋玄武门,张公谨闭门拒之,无法进入。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宿卫,迫使李渊颁布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命令,尉迟敬德向酣战的双方军队宣布以后,“众然后定”。然后裴矩到东宫晓谕后,“诸将摔皆罢散”

  接着,李建成诸子安陆王承道,河东王承德等五人,李元吉诸子梁郡王承业,渔阳王承鸾等五人都被杀害。李世民大杀诸侄,可谓心狠手辣,清人赵翼对此说:“是时高祖尚在帝位,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,高祖亦危极矣!”可见当时李世民威势不可一世。政治斗争是无情的,在历史上争夺皇位的斗争中,骨肉之情不免显得苍白无力,李世民此举亦可理解,也无可厚非。

  至此,李世民取得政变的胜利。

  三、成者王侯败者寇

  李世民做了两个月左右的太子,于当年八月正式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,是年他三十岁。次年正月,改元贞观。李渊从此退为太上皇,九年以后,郁郁而崩。

  一朝天子一朝臣,权力的交替必然伴随着人事上的改组。李世民即位后立即开始了排斥异己的工作,以消除政治上的隐患。把前官员中,不是自己心腹的,和李建成,李元吉关系密切的,或者找理由杀害,或者找理由罢官。一方面清洗政敌,一方面抓紧组织自己的政权班子。武德九年七月,任命了一大批官员,均是以前秦王府的心腹。

  在这次手足相残的政变中,本来处于劣势的李世民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呢?

  首先,李世民在秦王府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,他们能够团结一致,共同投入政变中,故而易于取胜。

  象房玄龄,杜如晦,长孙无忌那样忠心耿耿的谋士,象尉迟敬德,段志玄那样不为重金所动的猛将,象程知节那样违抗帝命不离秦王府的心腹,团集在李世民周围殊死而斗,必然大大增强了战斗力。秦王府的机密从未外泄东宫,就有利的说明这点。与此相反,虽然李建成手下也有魏征等杰出的谋臣,但文臣武将的认输是无法与秦王府相比的。

  其次,李世民能够控制玄武门的兵力,是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李世民事前安排自己心腹常何为屯守玄武门之职,为政变预先做了兵力上的准备,是预先布置在玄武门的一个关键的棋子。此外,驻守玄武门的人还有一些也是李世民预先已经收买的心腹。只是史臣对这些阴谋活动故意隐晦而已。政变前李世民已经完全掌握了驻守玄武门的将士。就兵力对比而言,东宫,齐府的兵力加在一起,是占了优势。所以政变前,高士廉竟“释系囚,授以兵甲”,打算补充秦王府兵力。但玄武门始终掌握在李世民手中,是最终取胜的关键。

  李世民取得最后胜利,还与他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。六月四日,李世民预先伏兵,首先发难,李建成,李元吉没有准备,事出仓促,因而兵败被杀。再加上李世民挟持李渊下敕,对涣散敌军起了明显的作用。